近日，随着美国财长保尔森的再度访华，人民币汇率的复杂性进一步扩大。一方面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针对人民币的对策进一步严厉，但美国财政部与美国政府对此却表示反对；另一方面我国人民币汇率在保尔森访华期间偏偏出现下跌。中美之间围绕着人民币升值的博弈趋势越来越复杂，需要我们以理性和智慧来作出应对。

　　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7月26日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为美国对我国的汇率政策实施惩罚性措施打开大门。该法案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货币的汇率在被认定为有根本性偏差后未进行重估，则可对该国实施反倾销惩罚。该法案将允许美国向他们认为货币汇率出现“基本偏差”的国家施以反倾销惩罚性关税。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须每年两次向国会报告哪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出现严重偏差。如果偏差明显是由该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这些国家就会被确认为需要“优先采取行动”的对象，美国财政部须与这些国家展开磋商以求改进汇率政策。若这些国家在三个月内未采取适当行动，则美国财政部在对这些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须将低估的货币值计算在内，美国政府也将停止从这些国家进行政府采购和为私人海外投资提供担保；若这些国家在一年内未采取适当行动解决汇率偏差问题，该法案即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WTO贸易争端解决程序，财政部也要同美国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磋商采取补救性的干预行动。

　　显然，这一法案如果最终成为法律，将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奇妙的是，这项法案并未得到美国财政部的支持，美国财长保尔森和布什政府其他高层官员警告，如果国会通过针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惩罚性立法，将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构成风险，从而触发一系列全球性的保护主义立法。

　　尽管保尔森等美方高官有这样的表态，但这并不表明美国对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松口了。其实，这种局势的出现，使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所面临的来自美方的压力变得愈加复杂。虽然美国财政部对参议院的法案有不同看法，但保尔森等人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施压，除了要求中国加速人民币升值外，他还将敦促中国减少其高速增长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以及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外资准入。对中国有清晰了解的保尔森更清楚中国不愿听从外人说教，于是他发起了高层次的“战略经济对话”方式，试图以合法手段和路径继续迫使中国顺从。因此，面对当前美国内部的这种分歧性局面，我们需要保持自己的改革进度与节奏，不能被表面因素所迷惑，需要从连贯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高度把握对外交往与谈判，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

　　从我国内部来看，我们面临的经济金融局面也相当复杂。一方面我国经济高增长与高通胀局面长期没有得到消解，在人民币外部升值与内部贬值的处境中不免有点“尴尬”。面对人民币汇率问题，需要我们从金融效率的角度作出反思。一是人民币单边升值并不适宜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二是我国经济特殊性也不能只限于进行汇率改革来解决所有问题。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我国通过金融改革得到的一些数据与实际经济状况有所脱节，比如上市银行业绩提高普遍达到惊人程度，银行存贷款的良好增长、利差的改善、中间业务收入的增加以及有效税率的降低，都为上市银行的普遍增长带来动力；但我国银行体系的服务、产品乃至信用连续出现问题，也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两面性的经济金融状况存在巨大反差。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政策对应，更需要观念转变和效率提升，而这两方面的进步，主要在于提高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效率。

　　当前与未来的国际金融市场都面临着较大的风险。一方面是由于自身价格周期与技术因素形成的价格起落风险上升，特别是美元上下不确定状态，不仅将使全球经济处于艰难时期，而且对于政策把握愈加困惑；另一方面是国际上难以协调和合作形成的危机会上升，其中包括欧洲、日本经济可能的恶化。从国际金融宏观角度看，国际金融市场资产泡沫的形成有一定的周期性，国际金融危机会生成于这些泡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