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财经时报》的一名的忠实读者，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财经时报》在10月16日于上海组织的《环境：关心与责任分担》论坛，参加论坛的嘉宾不约而同地认为，企业在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不仅要表现出关心，更需要分担具体的责任。

　　我认为，在环境问题上，企业主动分担责任，不仅是企业的商业道德，更是其基本的义务。

　　记得在两年多前，一经济学家在《光明日报》发文，称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大内容”是纳税、就业和提供产品。而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权威文献中，企业纳税、提供就业和产品至多属于“遵纪守法”和履行“最低的义务标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早说过，“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

　　但这两个说法都是把企业“最低的义务标准”规定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都忽视了雇员利益和环境等“外部性”问题。

　　弗里德曼在规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内涵时，前提是“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在这个前提下，弗里德曼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可以与时俱进的。例如，据统计，自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超过39个州修改了公司法，要求企业不仅要对股东的利润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其包括国家、政府和雇员、环境等等。在这种新的法律规章制度下，弗里德曼的“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有新的内涵。

　　联合国的文件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包括：“一个公司应该对其经营后果负完全责任，这包括直接影响，也包括间接的负面影响。”比如环境问题就是典型的一例，事实上，最近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全球环境的明显变化和恶化，与人类生产活动，特别是制造业、交通业企业的生产活动加剧有直接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它通常包括环境保护和劳工权利等内容，在社会上显示着公司的公民形象。联合国的《全球协议》就是号召工商界的领袖们带头实行企业社会责任，目的是“给世界市场以人道主义的面貌”。不然，资本全球化带来的环境污染、血汗工厂制度、不公平竞争和行贿腐败等，将源源不断给反全球化力量提供口实，到头也最终影响企业和资本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讲，用企业“最低的义务标准”偷换“社会责任”，不仅不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