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的民众过着一种悠闲的生活，具有进取心的官员就会批评这是“不思进取”。某些经济学家也会给这样的城市扣上“缺乏商业精神”的大帽子，仿佛这是一种原罪。总之，在经济增长霸权面前，所有不合乎经济人模式的行为方式、生活习俗，都会遭到舆论的嘲笑，直到这些民众产生一种羞耻感，并赶上所谓“时代的潮流”为止。

　　仇和正在昆明制造新政，这个新政混合了传统的清官政治、现代的民粹政治、发展型政府等多种因素，于是，昆明整座城市都动了起来，用当地官员的话说，昆明的温水一下子被烧成了热水。而沸腾的中心，无非就是经济增长。让民众激动的那些整顿吏治的种种措施十分清晰地指向了一个目标：创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推动昆明经济高速增长，让昆明像别的地方一样进入所谓经济增长的高烧阶段。问题是，这是昆明这样本来具有另外一种鲜明的特色的城市所需要的吗？

　　当然，仇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这一目标，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的政府一直就走在这样的轨道上。物质主义是现代性的哲学基础，人们相信，经济增长是永恒幸福的唯一通路。这一点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尤其极端，基于种种因素，政府相信，自己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经济活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全国各地同质化的过程。本来，由于地理、人文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也由于交通的不便，历史上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相当鲜明的特色。即以上个世纪前半期为例，北京或者北平、天津，因为政治原因是消费型城市，北京尤其以文化取胜。而上海则是比较典型的对外商埠。武汉三镇也各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

　　但是，一旦经济增长、工业化成为政治的中心议题，而政府的权力又无所不能，那所有城市自然形成的特色也就被权力之刀切断。有人曾经向往着满北京城都是烟囱，这个目标后来也确实实现了。北京、天津都完全改变了其气质，而成为工业中心。事实上，当时所有地方都在努力地建设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系。各个城市、各个地方的精神气质逐渐地趋同。

　　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同质化过程加速了，尤其是90年代之后，地方政府官员展开政绩竞争，而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享有一种霸权地位，整齐划一的工业化、城市化在所有城市、在所有地方大规模展开。所有地方都像仇和那样拼命招商引资，都在大建工业园区、新技术开发区，都在大规模进行拆迁。

　　经济确实高速增长了，但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却也迅速地流失了。城市官员们都在追求现代化，所有城市的外观趋向千篇一律。民众的生活也正在同质化。所有地方的民众都在成为“单向度的人”，也即盲目追求金钱和物质福利而心灵狭隘的“经济人”。

　　本来，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不同的地方形成了不同的气质。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可以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具有完全不同的心态。比如，在上海，你当然要打拼，去挣钱，去玩时尚，但在北京，你尽可以悠闲地写文章、听戏，在昆明，你则可以闲散地什么也不干，似乎也饿不着肚子。但随后，一股巨大的力量迫使人们走向唯一的一种生活方式，仇和式官员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官员们把经济增长当成自己的主要政绩目标，并要求每个官员、每个民众服务于自己所确定的这个目标，不得怀疑，不得异议，不得争论。

　　在这种力量面前，凡是与经济增长无关的价值都一分钱不值。有些地方的民众过着一种悠闲的生活，具有进取心的官员就会批评这是“不思进取”。某些经济学家也会给这样的城市扣上“缺乏商业精神”的大帽子，仿佛这是一种原罪。总之，在经济增长霸权面前，所有不合乎经济人模式的行为方式、生活习俗，都会遭到舆论的嘲笑，直到这些民众产生一种羞耻感，并赶上所谓“时代的潮流”为止。

　　这是一种可怕的潮流，这种潮流把所有城市、所有人逼入一条狭窄而单调的死胡同。经济增长确实是一种重要的价值，人们毕竟要生存。但是，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城市那里，其重要性肯定是大相径庭的。有些地方的民众习惯于慢节奏的非商业的生活方式，有些地方的民众更喜欢封闭的清静而不喜欢对外部开放的喧嚣。优良的政体会给这些民众保持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而这会使整个社会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乃是人们具有创造性的前提。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所有地方、所有人在很大程度被迫放弃了其他生活方式，就像昆明，被迫告别温水而被别人赶进热水中。仇和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价值偏好加之于昆明，昆明的整个气质可能会因为仇和而改变。现在有一些市民希望仇和长期在昆明执政，假如这一愿望成真，昆明变成一个具体而微的上海、广州，那时的昆明人会更幸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