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的热播与风行，激活了关于商帮的所有想象与期待。

　　一份财经报纸以及一个商业群体，一起穿越历史、透视未来。《中国经营报》从2007年7月至12月推出《决策中国、商道品鉴——中国九大商帮新势力大型主题报道》，5个多月的时间，本报记者行走10多个省份，一边奔走一边发现一边思考。我们，运用地域切割、断代摹画的方式温故、重新定义“中国九大商帮”。

　　一直以来，中国商界身受西方管理思潮的侵袭与影响，中国特色的商业智慧如何凝练？如何建构？事实上，中国商业的经脉从未断裂，我们所要做的，是在发现中主动建设，在继承中审慎扬弃。

　　商帮的存续与嬗变，进化与推演，充斥着显著而彻底的中国元素与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这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性特征便是新商帮的复兴：新浙商、新粤商领一时风气与潮流之先，同时我们不无惊诧地发现，新豫商的存在与勃兴也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始自2007年8月中旬，《中国经营报》每期用1~2个版面开始报道中国九大商帮。我们首先重点报道的商帮是豫商，众所周知，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九大、十大商帮都没有豫商这一号。我们为什么关注豫商？本报记者在河南行走了一个多月，专访到了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初，他之前是郑州市市长，率先提出了“新豫商”概念。其时，陈义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本报记者说，“你们对豫商的关注有点晚了。新豫商，发现是偶然、崛起是必然。”一个多月之内，本报记者奔走在郑州、新乡、开封、周口、信阳等地，深入采访了30多位知名企业家。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作为一个地缘商业群体，豫商的权重与分量、意义与价值被严重低估。

　　传统晋商缘何能够风行300年？新晋商为何尚难以集体长成？一种分析认为，这一切皆归因于，以前的山西资源贫瘠，唯有“走西口、闯四方”方能体会“行商”之快慰与幸福；现在山西的资源“流动性过剩”，即使安然独处，依旧能够尽享“坐商”之惬意与悠然。看起来，这是个悖论，确是山西商人真实的商业存在。所以，新晋商必须直面“黑白之惑”的时刻追问。新晋商群体突破“生长之困”，在于商业行为的创新，商道思维的刷新。传统晋商最可珍视的思想遗产莫过于“商道即人道”，而这也有可能重新成为新晋商乃至中国企业家的鲜明标识与集体“图腾”。

　　应该承认，中国新商帮的经济和文化已经或者正在获得长足的提升，或许可以据此断定中国新商帮已然走上了重新崛起之路。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新的竞争态势下，新商帮的某些比较优势已经不再明显甚至减弱。比如，新商帮中很多制造类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末端，产品的竞争力主要靠低成本来维系。催动中国商道新势力复苏前行的动力之源究竟何在？我们认为，商帮是政府推导、企业主导外加文化自主的综合产物，毕竟，经营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可持续发展”。

　　虽然我们以地域为“纲”，但是我们主张抛却“地域决定论”、“地域歧视论”，转而实践一种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观，反哺施为、协力前行。

　　凡此努力，集结成书。穿越黄金30年，“新社会阶层”崛起；苏醒与复兴：“新社会阶层”何以可持续？对接与扬弃：重获企业精神；基因与动能：从机会主义到战略导向。这可以看做《商帮战国策——中国商帮新势力之崛起1978~2008》一书凸显的内涵与要义。通过此书，我们试图以切片、镜像形态真实呈现最具中国特色的商业群体的战略抉择与时运遭逢。城市化浪潮之下，无“商”不“帮”、无“帮”不“商”，本土商业力量的建构与张扬实乃城市生命力和竞争力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