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称，判不判死刑应该有三个依据，其中之一就是要把“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作为依据。由于人们听惯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普法宣传语，他的观点引起了舆论很大的争议(3月11日《成都商报》)。

　　反方“感觉”是个飘忽不定的东西

　　以前我们只听说过法院断案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可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一个“判不判死刑要看群众感觉”，还真有点接受不了。

　　首先，“社会”和“群众”这两个概念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这个“群众”指的究竟是哪里的群众？是什么样的群众？是全体群众还是部分群众？以群众的感觉为断案依据可以尝试，但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群众的感觉呢？要群众投票还是让意见不同的群众PK？再说，谁敢保证这样了解上来的“群众感觉”一定可以用来断案？依据这个来断案万一出现了冤假错案谁来负责？

　　其次，从时间上看，“社会和群众的感觉”也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东西，就算是同一个地区、同一群人对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间也会有不同看法，这个“群众”的感觉有时候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时候可能是在不冷静的情况下产生的，还有可能是受了别人的影响产生的。这样的东西能用来断人生死吗？

　　杜明骏

　　正方公正的本意就是得到社会认可

　　来自社会各界的公众意见看法，确实带有一定的主观情绪性，确实充斥着诸多非理性的盲目与冲动，确实不容易把握与识别其真实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就可以因为强调理性与独立而可以漠视、忽略舆论或民意背后的社会心理价值诉求。

　　现代社会，司法等法治行为不仅由社会生活条件决定，而且也必然反作用于社会现实生活。如果一项法律的制定、颁布与实施，远远背离了大多数人的心理期待与现实需要；如果司法人员只是一味追求法律效果，丝毫不顾及实际社会效果，那么就不能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

　　人们之所以会集中关注与讨论像南京彭宇、广州许霆这样的个案，并不是为了干涉具体判决，而在于这些个案中的某些司法判决，背离了当前最为主要与普遍的社会心理价值期待。对此法律工作者显然不能无视这些表面汹涌无序实际上蕴涵理性与社会心理价值诉求的民意，而应该积极地从中寻找法律与民意的最佳结合点。阮占江

　　辩证关键是“群众感觉”不能交给法官去感觉

　　在对民众感觉(特别是民粹)有着极端不信任的精英主义者和把法律置于一切之上的法律至上主义者看来，王胜俊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在许多事情上民众感觉往往是情绪化、极端化和非理性的，很容易被情绪所主导和被假象所误导，很难作出客观和理性的判断。法官审判时不仅是要拒绝行政权力和长官意志的干预，也要独立于民意审判和舆论审判。

　　这种完全拒斥民众感觉的司法观是不对的。首先，法律不是经过民主订立后就可以脱离民众而成为完全独立的东西，法律体现的毕竟只是一种抽象的正义，当落实到具体案件的判断上时，也应该尊重民众的感觉；然后，法律毕竟不是在真空中运行，它是在具体社会环境中运行，所以托克维尔早就说过：法律以民情为基础，否则法律将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为民情是一个社会中唯一坚强持久的力量；还有，司法根本是为了让人们信仰和尊重法律，如果一个法律判断与人们的正义感觉相悖，只会损害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许霆案的一审判断激起公众对法律强烈的逆反心理就是典型案例。特别是在死刑这种极具影响力的判决中，更应该考虑到公众的感受。

　　判不判死刑尊重“群体感受”没错，但关键是如何体现这种感受的尊重。毕竟，群体感受是一个很难捉摸、不可测量、不可确定的东西：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社会早已分化为许多不同利益倾向的群体。对同一事件有许多不同看法时，以哪个群众感觉为判断依据？社会中有这么多人，多少人的意见能称得上“群众感受”？而且，感受纯粹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很难以具体的东西进行衡量。很显然，在我们还不完善的司法体制中，这一切只能由法官判断，由法官根据个人的感觉自由裁量——“群众感受”最终会异化为法官的“个人感受”。初衷很好的“把公众感受作为死刑判案依据”，很容易在缺乏制度约束中变成法官手中一种可以寻租的权力。

　　“群众感觉”不能交给法官去感觉，而应该在司法审判环节中融入公众的参与，由公众自由、自主、自然地将“群众感受”表达出来——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不会被利益收买和受权力左右。他们的判断很好地体现了“公正旁观者”的角色，令判决结果的正当性最容易被公众认同，也避免了舆论审判和多数暴力对司法的干预，值得借鉴。

　　所以，在“群众感觉”有个科学的定义和完善的制度保证的情况下，王胜俊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