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有关权证创设的深刻讨论，招来了上证所副总的强硬表态。但疑云并未因此消散，权证创设与生俱来的矛盾性反而越来越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据称，上证所方面的专家一致认为：创设权证是一种市场化行为。可是，上证所力推权证的当家副总刘啸东却坦承这是管理层运用市场机制”的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说，离开了管理层的运用市场机制”，也就谈不上市场化行为”。刘啸东的说法倒是和他本人此前在“2006投资中国·上海论坛”上的说法一以贯之。当时他就说过：当初上证所推出权证的创设机制，除了提供市场的供需平衡机制外，也是出于产生二级市场交易量的考虑。用刘啸东的“运用市场机制”之矛来攻所谓“市场化行为”之盾，轻而易举就戳穿了那些来自权证创设得益机构的专家的纸老虎本相。说穿了，让创设权证的既得利益者来为创设权证作“市场化行为”的证明，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还在“股改第一权”———宝钢权证即将发行时，刘啸东就曾明确表示，宝钢发行的认购权证是股改时期的特殊产物，因此不能由发行人通过持续的创设，来平抑其交易价格的剧烈波动。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为什么到了武钢发行同样的股改权证时，就忘记了股改对价的特殊性，迫不及待地借“运用市场机制”的名义引入创设机制了呢？
　　这样的自相矛盾是由权证作为股改产物的特殊性决定的。记得华生教授曾经用“歪脖子树”来形象地比喻股改权证。他认为股改推出来的不是标准的权证产品，又按照一般权证的方式进行交易，所以一上市交易就被爆炒，价格严重扭曲。创设权证虽然初衷是试图纠偏，但“歪上加歪”，能不能校正，是个疑问。
　　离开了权证作为股改产物的特殊性来谈权证的创设，是陷入自相矛盾的开始；而用牺牲公平的方法来追求效率，则是权证创设离市场化的基本原则越来越远的开始。通过巨量创设来平抑权证的投机性爆炒，无非是扬汤止沸。由于创设权证事实上已成为无风险的暴利行为，这种以一种带有利益输送特征的政策性投机行为打击另一种市场自发的投机行为的做法，同以暴制暴没什么两样。
　　虽然专家们动辄拿香港或国际上的市场化说事，其实，只要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人家的市场化反而成了攻目前我们权证创设之盾的矛。举例来说，人家的权证创设虽然同样无须征得权证原发行人的同意，却不可以使用相同的权证代码，这样，同样的没有创设数量的限制其意义也就大不相同。前者通过风险转移的方法有效地实现对冲风险的目的，后者则是通过利益掠夺的方法，在把风险留给敢于在权证市场坐庄的胆大妄为分子的同时，也留给了所有参与权证交易的人，不用说，其中当然也包括作为股改对价权证的持有人了。
　　再说，人家的权证是备兑权证，而你那个权证则是清一色的股本权证，而且还是作为股改对价的权证。用管理备兑权证的方法来管理股本权证特别是股改权证，难免驴头不对马嘴。就此而言，刘啸东关于上证所永远也不会对权证创设进行额度管理的豪言最好还是等备兑权证推出后再说。这是因为对于已经进入了交易的股改权证来说，除了需要防止投机性爆炒之外，还有一个维护投资者权益的问题。总不能老是对投资者说：为了你的长远利益或者更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对不起，你的眼前利益就让给我来创设一下吧！